（三）真诚性与言出心声法学学术批判的真诚性意指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必须真诚地表达出意见、意图、情感、愿望等，以便听众相信言语者所说的一切。

市场经济的矛盾运动产生了多次危机，有的危机足以影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死存亡。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部分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法的解构。

对此，国家通过劳动合同立法加强对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健全劳动标准、加强劳动行政等方式，忽略了我国工业化大生产对集体劳动关系及其调整机制的制度需求，试图以机制替代的方式解决问题。质言之，如果没有社会政策、社会法等社会保护运动的制衡、修复、改良，那么，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实质为资本主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市场化运动，盛行资本力量通吃一切的丛林法则，会成为烧毁社会有机体的烈火，导致人类社会陷入严重分裂、动荡。其性质为构成维系现代产权制度、经济秩序与保障社会权利之间的社会对价关系或新型社会契约。与初级的社会保护、基本生存权益相关的第一代（社会法）问题较为严重而普遍，相关制度需求已极为迫切。六、社会法的问题代沟和制度供求 既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是基于条件、能力、问题、发展阶段等国情因素而渐进性实现的权利，那么社会法问题就与这些国情因素高度相关。

[16]与摆脱权利贫困、建立普惠性的经社文人权保障、把资本力量嵌入多边性约束体系等问题相关的第二代社会法问题，也甚为突出。即使实行社会保护，也需要实行激励性、能力扶助性措施。{38}93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假装这些不合法协议不存在、或者不采取策略把它们纳入法律部门就试图将其废除是傻瓜的行为。

[4]有关这一理论的论述，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2}但是波斯纳路径的前提在于甄别好的和坏的非正式规则。【参考文献】 {1}Gretchen Helmke and Steven Levitsky.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 A Research Agenda, [J]．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 no. 4 （2004） :725-740. {2}Richard A. Posner. Social Norms and the Law : An Economic Approach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no. 2 （1997）：365-369. {3}封丽霞．转型中国的法治发展[J]．民主与法制，2011,（18）:15-17. {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5}石元康市民社会与重本抑末—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些障碍[M]//．刘小枫，林立伟．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133-157. {6}[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7}Richard A. Posner. Creating a Leg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J]．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3，no. 1（1998）:1-11. {8}Richard E. Messick. Judici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4, no. 1（1999）：117-136. {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0}[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David M. Trubek. Toward a Social Theory of Law: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aw and Development [J]．The Yale Law Journal82, no. 1（1972） :1-50. {12}Robert Barro. Rule of Law,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Index of Eonomic Freedom [M]．New York : Heritage Foundation, 2000:31-49. {13}Robert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M]．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14}Stephan Haggard.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Growth : Where Are We? [J]．World Development 39, no. 5 （2011）:673－685. {15}Donald C. Clark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ight Hypothesis: The China Problem [J]．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1（2003） :89-111. {16}Franklin Allen, Jun Qian,and Meijun Qian.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7（2005） :57-116. {17}郁光华经济增长与正式法律体系的作用[J]．中外法学，2011,（1）:176-192. {18}Tom Ginsburg. Review: Does Law Mat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J]．Law＆Society Review 34，no.3（2000）．:829-856 {19}McMillan John and Woodruff Christopher. Private Order under Dysfunctional Public Order[J].Michigan Law Review, no. 98（1999-2000）:2421-2458. {20}McMillan John and Woodruff Christopher. Dispute Prevention without Courts in Vietnam[J].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5, no. 3 （1999） :637-658. {21}何勤华．泛讼与厌讼的历史考察[J]法律科学，1993,（3）:10-15. {22}余军．东方人厌讼吗？—对当代中国、日本低诉讼率现象的分析与思考[J]．社会科学家，2000,（3）:30-35. {23}季卫东．法律秩序的传统与创新//[M]．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4}Peerenboom R. P.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M]．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Stanley Lubman. Introduction : The Future of Chinese Law[ J]．China Quarterly 141（1995）：1-21. {26}Scott Wilson. Law Guanxi : Mncs, State Actors, and Legal Reform in China[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7，no. 54（2008）:25-51. {27}Hongying Wang.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J]．The Pacific Review 13, no. 4 （2000） :525-556. {28}孙立平．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2 -01/23/c_122616765. htm. {29}Hans-Joachim Lauth and Jenniver Sehring. Putting Deficient Rechtsstaat on the Research Agenda: Reflections on Diminished Subtypes[J]．Comparative Sociology 8, no. 2 （2009）：165-201. {30}徐静村，杨建广．动态的法—关于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评析[J]．现代法学，2000，（1）：15-18. {31}Eva Pils. Land Disputes, Rights Assertion, and Social Unrest in China: A Case from Sichuan [J]．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19（2005-2006）:235-283. {32}於兴中．非终局性、青天大人与超级法官赫尔克里斯—简论传统中国的公正观[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02-107. {33}J. M. Ramseyer and F. M. Rosenbluth. The Politics of Oligarchy : Institutional Choice in Imperial Japa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4}A. Knight. MexicosElite Settlement : Conjuncture and Consequences, in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M]．J. Higley and R. Gunther（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13-144. {35}Vladimir Gel man. The Unrule of Law in the Making: The Politics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Russia[J]．Europe-Asia Studies 56, no. 7 （2004） :1021-1040. {36}Raja Kali. Business Network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 Norms, Contracts, and Legal Institutions, in Assessing the Value of Law in Transition Economies[M]．Peter Murrell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211-253. {37}Fabio Mendez and Facundo Sepulveda. Corruption, Growth and Political Regimes : Cross Country Evidence[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2, no. 1（2006）:82-98. {38}[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王晓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9}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40}[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M]．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进入专题： 非正式规则 法治 。{17}181-182不过尽管克拉克的例子不一定有说服力，他关于明智政府的观点对中国现状还是有一定的解释力。

{22}不过，对于这个现象，却存在不同的解释。在非宗教化和民族构成不复杂的国家，例如在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则主要是倾向于更信任基于特殊化人格关系的规范。

该组织的有关数据可在其主页上下载：http：//worldjusticeproject. org/rule-of-law-index. [9]克拉克的有关研究参见：Clark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ight Hypothesis: The China Problem.。{8}5-9韦伯直截了当地提出，合理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有关法治发展在文化传统方面的问题，参见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兼论对文化传统的解读与反思》，载于《法治构图》，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克拉克的这一分析受到质疑。

{15}96这一点解释为什么即使中国的司法体系不能有效解决合同纠纷，执行判决结果，但经济发展成果仍然比较显著的状况。{24}20但在中国司法制度尚未完善的前提下，对调解的片面强调一方面弱化了司法权威，抑制了正式规则的主体作用。在很多社会，法律的存在确实早于立法，但政治当局经常介入以作修改，甚至在早期社会也是这样。可以说，非正式规则的流行正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非正式规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承担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却可能造成多种法治缺陷，甚至可能使正式制度长期受到压抑，无法突破僵局。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语境下，能够增进自由、平等交易的规则都应该得到提倡。

但是，在实践中，以法律与发展命题为理论基础的法治推广计划却在发展中国家屡屡受挫，没有获得预想的经济成果[7]。{10}以韦伯理论为基础的法律与发展运动盛兴于上世纪60年代，诸多这一主题下的文献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通过合同和私有财产制度，现代法律促进市场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换言之，非正式规则的流行弱化了经济活动对法治的需求，而在国家层面上，一方面乐于纵容其流行，另一方面则借用这种机制，以有效性正当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介入。这种观点虽然值得追求，但是却不具有现实意义。与传统的反对正式规则挤压非正式规则，或是质疑正式规则脱节于非正式规则的观点相反，本文认为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非正式规则的盛行抑制了正式规则在中国的生长。非正式规则的流行及国家层面上的附和不仅弱化了自下而上推动法治变革的意愿，也同样阻碍了法治在顶层设计上的突破。一个常被指出的原因是，巴罗和其他学者所引用的法治指标一般是根据主观感受所测量出来的结果，很难说反映了客观情况。法治这个概念涵盖了用以评价一个法律体系是否完善的各种标准。

{11}7这个观点不仅指出法律和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点出了两者间因果关系的机制，即通过保障合同和私有财产。{17}192克拉克提出了造成法律与发展命题困境的几种可能性：{15}91-93（1）该命题的核心是正确的，但是财产权和合同权利只能通过法庭实施的假设是不准确的，个人关系、{18}835与公权结盟{18}837或者私有暴力{15}91，注释14都可能作为替代性机制，这些正是非正式规则的主要内容。

当时法律改革的首要功能是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并没有独立的目标。{6}285若不是因经济繁荣而产生的法治需求，法治也不会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接受的观念。

这一类观点一般认为，只有与本土的非正式规则相吻合，制定出来的正式规则才更有可能具备有效性，得到顺利实施[1]。两种理论的结合，实际上就是说法治和经济发展是共时性发展过程，互为消长。

（3）部分实施型法治（Partly-implemented Rechtsstaat）下，民众和法律机关在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上都有所欠缺，导致部分法律只停留在书面上。{38}109朱苏力也讨论过一个合法化国库券交易活动的成功立法案例。这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或官员形成庇护的互利关系提供了制度土壤。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或许是，应当分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两大发展目标—经济繁荣和法治，或者至少应该倒置两者的价值顺位，不能为了经济繁荣而偏废法治，而是应该将法治当作独立的发展目标，追求其所蕴涵的独立价值。

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是充斥着资本主义精神的现代社会，其间的人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是谋利。中国难题的经验证据来自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但是绩效合法性的维护却要求经济在长时段上都能保持发展。

（3）该命题根本上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其潜在的理论假设是唯有市场才能促进增长，但是经济发展也可能通过非市场手段取得，例如中东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就是显著的例子。正如前文所述，非正式规则盛行之下，国家和社会层面上追求法治的意愿都可能被抑制住了。

研究中国的法治发展应当关注非正式规则与经济发展、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以及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的转换机制问题。首先，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大部分合同行为的成功完成并不需要通过正式法律制度的强制力保障，{15}94因此正式法律规则支撑经济增长的两大功能中，财产保障比合同实施更重要。

二是打击非正式规则的滋生者，例如通过打击黑社会减少庇护、腐败等非正式规则的流行。在中国，不论在官方话语还是学术理论上，都倾向于将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制度经济学的定义中，非正式规则（或制度）包括关系网络、庇护关系、腐败、黑帮等等。{25}{26}{27}与正式的法律制度相比，非正式规则留下了巨大的权力操作空间。

当然，四种缺陷型法治并非单独存在，一般是交织在一起，是韦伯意义上用于分析社会现象的理想型。参见[美]拉古拉迈·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双方存在的是结构性分歧，即是否承认只有正式的法律制度才能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须的那些功能。但是，艾伦等人的研究也受到了方法论和论证逻辑上的质疑。

（3）社会中的普通群体对非正式规范有很高的接受度，尤其是宗教传统深厚的地区，传统的宗教、民族规则比正式法律规则在特定地区和人群中享有更高的权威。其后果有多种可能：首先是造成失调型法治，在立法领域，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政府无力推动法治制度的协调化，容许相互冲突的规则存在。